浮躁的事故

　　１９７８年以后，因为文苑凋敝甚久，读者饥不择食，于是一下子冒出许多文坛新秀，老老少少的新秀，都突然暴得大名。６０岁的新秀暴得大名，５０岁的人沉不住气了，他也不想想，６０岁的人比你多吃了１０年饭，多受了１０年苦，多读了１０年书，他６０岁时暴得大名是正常的，而你却不必着急，应该再吃１０年饭，再受１０年苦，再读１０年书，但他等不及，急于上场，于是他也立刻暴得大名。４０岁的人一看５０岁的人也暴得大名了，他也沉不住气了，他同样不想想，５０岁的人比你多吃１０年饭，多受１０年苦，多读１０年书，你应该再等１０年，但他等不及，他也急于上场，于是他也立刻暴得大名。不必再多说，３０岁、２０岁的人也等不及，也急吼吼上场献丑，结果如何呢各领风骚三五天，很快成为昨日黄花。就这样，当代文化、文学、艺术、学术，虚假繁荣了２０年，秋后一算账，集体歉收了２０年。

　　现在十四五六岁的初中生也等不及了。他（她）们也急于上场，急于献丑，急于出丑。可想而知，嘴上没毛的黄口小儿和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腹内空空、脑中荡荡，他们也能创造新文化？难道被国人津津乐道的２１世纪执世界文化之牛耳的中国新文化，是由十几岁的中国后生和中国小妞来领导的吗？难道仅仅因为年轻，他们就是“新新人类”？说什么“让中学生读同龄人写的书”，这是对文化的嘲弄、对传统的嘲弄、对历史的嘲弄。当然“新新人类”有理由说，成年人替他们做出了坏榜样。这话让我吃瘪，我确实不能深怪这些年轻人，他们还是花季中的稚嫩花朵，远未到收获季节，我无法苛责让他们拿出真正的果实来，因为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。

　　在闭塞的时代，个别不世出的天才人物少年成名，还不太奇怪——但那时候这样的人物毕竟也不多。人类的整体寿命正在延长，而开放交融的全球各民族文化的总量却比人寿的增长更快，因此任何一个自以为要创造新文化的人都该明白，你完成学业的时间需要更长，而不是更短。急于求成，只会欲速不达。急于成名，只会事与愿违。急于出场，只会出丑。世上除了发财有一夜暴富的捷径，头脑的暴富是不可能的。也许身体的强壮可以用类固醇来速成（但必然遭到报复），但精神的丰富没有任何类固醇式的速成药。知识与才能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，真正的捷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，向先贤大哲学习。不要以为传统文化都已毫无价值，如果你这样想，只说明你的浅薄。一个不想从事文学艺术的人，一个不想从事思想创造的人，有理由不深入研究传统文化，但每个试图在文化领域一试身手的人，就必须了解前人干了些什么。所以任何人不要想给我们一个“意外的惊喜”。“意外的惊喜”只属于投机取巧得逞于一时的你，而读者只有“意料中的失望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２０年，其他成就颇多，但文学艺术的成就真是让国人脸红。如果说“文革”把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耽误了整整１０年，那么浮躁就把中国当代文化、当代文学、当代思想的发展再次耽误了整整２０年。虽然两种耽误性质有所不同，但其为危害却是一样的。现在已经进入２１世纪了，我奉劝中国的文学界、艺术界、知识界、思想界不要再浮躁了。不要急于上场，因为急于上场只会丢脸。一个人急于上场，只丢你自己的脸，全体文学家、艺术家、学者、教授急于上场，就会丢整个中华民族的脸。我敢保证，世界末日暂时还不会到，无须寅吃卯粮，无须超前消费，用不着挤在一个时段中把自己贱卖了。

　　所以我要说，任何人要想在各种传媒上露脸，以大师的姿态登场献技，请先在家里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。我奉劝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人们，请不要“一不小心”让自己“火”起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练就金刚不坏之躯，那么惹火烧身只是你的提前精神火葬。

　　
时文的事故

　　时下的文坛十分热闹，虽然没有大师，然而小生不少；虽然大男子主义尚未雌伏，然而小女人文学已经雄起，以致有头脑热昏者在预言“中国文艺复兴”。喜讯传来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于是众多患有文学皮癣的男女难忍技痒，纷纷下池洗澡——于是“池中物”颇为可观。

　　作为一个读者，我愿意非常荣幸地，把在下私下对目下流行的三种时文的分类成果，三下五除二地奉献给眼福不浅的当代读者——本人并非高高在上的权威，故自称“在下”；分类法尚未举世公认，故谓之“私下”；读者眼福不浅，故谓之“目下”。特此说明：若有半文盲把“目下流行”误会成“下流”，把“三下”引申为“下三滥”，则属断章取义、深文周纳，笔者的文责概不自负——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。且听在下一一道来。

　　时文之一曰“马屁文章”。其中名文颇多，然而传世的希望极小。它又分两类，一类是拍明星马屁（以便合影留念），拍名流马屁（以便尽快出名），拍企业家马屁（以便拉到赞助），拍外国人马屁（以便应邀出访），男作家拍老婆马屁（以便不洗饭碗），女作家拍老公马屁（以便杜绝外遇）等等，都是因为明确知道马尾巴的功能，以利求之。另一类是胡炒上述马屁文章的文章，或胡炒与之类似的一切马屁影视、马屁小说、马屁散文的评论，但这种文章的作者没有明确的图利之意，一方面是由于“君子罕言利”的高风亮节，一方面是因为对马尾巴的功能实在莫名其妙；只是职责所在，一切以安定团结为重——可谓任重而道远。

　　时文之二曰“狗屁文章”。其不如马屁文章之有利可图，是预料中事。然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马屁文章，那些婉而多讽的评论、杂文乃至电视小品，多属狗屁文章，它们之受欢迎，是有目共睹、有耳必听的。因为有资格接受拍马屁者毕竟有限，大部分人虽然不愿拍马屁，但人人喜欢被拍马屁（只恨没有资格），于是惟一的快事是看到拍马屁者和被拍马屁者，被狗屁文章奚落几句。写狗屁文章者，大抵不敢与受马屁者为难，只好拿拍马屁者撒气。马屁文章是捧人的，有利可图；狗屁文章是骂人的，一般无利可图。但有时候骂了王名流，李名流高兴了。李名流写马屁文章提携骂人者，于是骂人者也成了名流。一旦成了名流，骂人者就再也不写狗屁文章，而改写马屁文章了——可见不仅受马屁者必须有资格，写马屁文章也必须有资格。

　　时文之三是“牛逼文章”。一望而知，牛逼文章自然是牛逼哄哄，放放牛山屁，砍砍野牛山，从刘明星的打嚏写到王名流的脚气，从赵大亨的午觉写到洋老板的夜宵，街谈巷议，宇宙苍蝇，从方外到房中，从饮食到茅厕，无所不谈，无所不侃，但永远口不臧否人物，也永远避免了祸从口出。这一派文风清淡，韵味自然最足；安全系数最高，文运自然最盛。因此牛逼文章大有从哄哄走向轰轰的趋势，可谓牛气冲天，指数上扬，大有轰传到底的意思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马、狗、牛，是当代文坛的三大吉祥物，姓马、姓牛的有福了——可惜没人姓狗；属马、属牛的有福了——虽然有人属狗，但我就不祝福了，因为在下也属狗。更何况，我这篇文章也属于狗屁文章，要是在这里过于善颂善祷，甚至给自己灌迷魂汤，这篇文章也变成马屁文章了。

　　
劣选的事故

　　我中小学的强项是数理化，语文则是相对的弱项，因为我写不好也最讨厌命题作文，尽管考试也常常第一。因此高中毕业时我理所当然打算报考理科。然而高考前一个多月，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决定改考文科。可是我们从未开过历史地理课，只好临时借读到一所重点中学的文科班补习。不料那里每天要写一篇命题作文，更没料到的是，我的每篇作文都被语文老师当众朗读，并用于训诫原校学生：“你们看看借读生某某某，人家是理科改考文科的，但作文却像六七十岁老先生一样老辣。你们老文科反倒远远不如他。”每次都把我闹个大红脸。

　　虽然我轻松地考进了中文系，但我自知文科是弱项，所以虽然废寝忘食地恶补了四年，依然自惭形秽，大学毕业后还是不敢轻易写作，又有计划地苦读了１０年。随后我买了电脑，开始写作投稿，为了确保命中，先是小心翼翼地尽量接近流行文体，居然一投一个中，浑不知文学前辈所谓“首次发表”的艰辛。于是又按计划离了职，做起真正的专业作家来。不料，编辑们只喜欢我那些毫无个性的“时文”，不喜欢我有自己思想锋芒的文章。编辑索稿，我寄上两篇样品，常常是退一用一。较有思想锋芒的那篇总是退稿，用的总是毫无个性的那篇——虽然据说已有专找这类拙作读的人，这类文章也会发头条、被转载甚至开专栏和得奖。另外，由于我不敢辜负编辑的错爱，希望让编辑觉得我的文章越写越好，所以我写文章尽可能一篇比一篇有思想，一篇比一篇有独创性，却不料发稿周期越来越长，最终停发了我的文章。或者是编辑胡乱删改我的文章，剔除思想锋芒，甚至改得与原意相反，把我惹恼了，我就停止向该报刊投稿。也有时是编辑看得起，向我“命题约稿”，我却不识抬举地加以拒绝：我苦读这么多年可不是为了回过头来再写我最讨厌的“命题作文”的。这样我又惹恼了编辑，以致停发我的文章。我不得已再另投一家报刊……于是类似的过程又重演一遍。几年下来，我依靠自己投稿敲开的报刊大门何止四五十家，但一家一家又先后对我关了门。

　　６年来文章发表了不少（每年１００篇左右），但都是我的文章中最差的那些，或是较好文章中最差的部分。有时候为了发表，我会故意写得差些，或者索性把没写好的文章投稿。这种“出丑”性质的发表已没有太大的乐趣，但不谋求发表又不行，因为那就维持不了最低限度的温饱。我自己知道，那些文章还未必及得上我中学里的水平，而我最好的作品都在电脑硬盘里“囤积居奇”呢这让我觉得太冤：早知如此，我何必浪费１４年时间做艰苦的准备不谦虚地说，我未发表的作品不仅比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好得多，而且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红作家发表的代表作也要好一些。但我相信其他优秀作家同样面对这一时代性尴尬，所以我还相信：他们的未发表作品，一定比我的未发表作品更出色。

　　我把这种“优汰劣胜”现象，称为“文章劣选法”，而把“去其精华，取其糟粕”的删改原则，称为“文章改差法”。我想编辑们大概也有苦衷，并非他们有眼无珠，看不出文章的好坏优劣。从有些退稿信就可见一斑，比如“大作太深奥”或“大作虽佳，但恐怕读者读不懂”等等。我不相信编辑或出版家们真的会如此低估读者的水平，我也感到奇怪，我居然已经深刻得不配发表了，我更无法想象，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大作家的作品会因为“深刻”的缘故而被退稿。当然，更多的退稿却没有理由。虽然所有的编辑都不认识，但个别编辑因气味相投已有神交，却如此“不礼貌”地一声不吭，连招呼也不打，我想一定是别有隐衷了。过一阵子，他们又会来电来信索稿，提也不提我上次寄的稿子。

　　我觉得，只要“文章劣选法”与“文章改差法”在有意无意地贯彻，那么真正的杰作即使已经被人写出来了，也发表不了，出版不了。这既是作家的不幸，更是读者的不幸，或者用鲁迅的话说：“这不只是文坛可怜，也是时代可怜，而且这可怜中，连‘看热闹’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。”

　　
笔名的事故

　　谁也不能说什么样的笔名最好。我个人的意见是，好的笔名应该让人看不出是笔名，比如“鲁迅”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字在百家姓中能够找到，而且是常见的姓，这样容易被人当成真名。这种笔名的优点是不别扭，缺点是如果不够出名，就有可能被称为“鲁先生”，而不是正确的“周先生”。比如金庸，本是“查良镛”最后一字的拆字，但他虽然名气很大，却被不少人称为“金大侠”。又如上海作家陈村，他自己招认是取用了插队所在地的水库名，也是地名，在地图上紧靠着黄山。前不久他在《实话实说》节目做嘉宾，就被主持人称为“陈先生”。我因为喜爱庄周，用过一个笔名叫周庄。这也是一个地名，离苏州不远。本来可与“陈村”构成一巧对。但我用作笔名时，那地方还不出名，现在成了旅游热点，我就废弃不用了——我还担心鲁迅求之不得的“周先生”，却张冠李戴到我的头上。

　　有些笔名你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比如卧龙生，与“平江不肖生”一样，一看就知道是写武打书的，而且一定不如金庸高明。还有些姹紫嫣红、莺歌燕舞的笔名，你一看就知道写的一定是小女人文章，似有以笔名取悦于男性编辑以及男性读者的意图，由此还可进一步推测作者的自我期望值不会太高，以发表为最大的满足。出于同样目的，有些男性作者故意取了女性化的笔名，成为语言上的易装癖患者。我不赞成女作者取娇弱香艳的笔名以迎合男权社会的男女定位，也不喜欢女作者取男性化的笔名来进行性别“反串”，而认为笔名当以兼顾民俗习惯和寄意托志者为上。笔名反串性别尤其是“男扮女装”（比如“雪米莉”），几乎就是“文妖”，肯定不是文坛的吉兆。至于“凹凸”、“鬼子”之类实出偏锋的笔名，大致能够看出作者有出奇制胜的企图。其实某些取了古怪笔名的作家颇具才华，他们的成名未必依赖笔名的反常，但却会给某些急于成名的后生小子以不小的错觉，助长了时下古怪笔名的层出不穷。我以为这类笔名是一种语言污染，与这些作者投身文学写作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。

　　有些笔名或艺名十分幽默，比如嬉皮的“老狼”（歌星）与“小虫”（词曲作者），适成巧对，如同当年陈寅恪的“孙行者”之于“祖冲之”。另外，“西门听雨”可对“江东瘦月”，颇有诗意，也投合怀旧的时风，但未免小器了些。

　　而有些笔名就近乎玩笑，比如类似于某些滥用成语的广告辞的“陈于洛宴”，不知作者是否暗示自己有“沉鱼落雁”之貌，但我疑心是个有意卖俏的男作者，写作的主要动机是寻找“闭月羞花”。还有“东北风五到六级”，或许作者有自知之明，不奢望在文坛刮起什么飓风，只要能够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即可。

　　从“陈于洛宴”，我想起了时下盛行的四字笔名，比如“黄爱东西”、“西北平原”、“黄土高坡”、“黑马白浪”、“初一十五”、“小河东流”等，与我乱赶时髦替女儿取的日本名字“小塌鼻子”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至于“张牙舞爪”、“胡说八道”之流，虽然第一个字在百家姓中都能查到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竟让我想起了某个新新女性的日本名字“松下裤带子”，似有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的嫌疑。

　　（摘自《故事的事故》）

附：《故事的事故》简介：本书是“轻阅读书坊”丛书之一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，但每个人都给自己编了个好故事。这本世相寓言集是作者继《寓言的密码》后的又一力作。书中承续了其一贯的形式自由，说理含蓄，短小精悍，处处闪烁着思想光波的作品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