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炜的长篇新作《能不忆蜀葵》是一部很难轻率评判的小说，而其中的“难”，很大程度上源自作品的独特性及探索性，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确实新鲜而不同寻常。
　　我们得承认，张炜的这部新作在叙述上不乏夸张、变形，乃至荒诞的描写方式，但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些怪异的、或许不是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接受的描写内容时，又觉得其中包含着很强的真实性：这样的人物、这样的生存选择、这样的“个性化”及命运结局，何止是画家或艺术家，以及“投笔从商”的各色人等？我想，在如今的“现实”中，几乎是比比皆是。所以说，张炜的这部小说虽在叙述及具体描写上与严格的写实主义有所不同，但内中的“现实主义精神”依然很犀利、很有力、也很让人折服。应该注意到，作品因了具体描写的新鲜独到，或因了那种尽可能接近人的生存本相与不回避“人的过程”的特点，特别是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及命运的充分关注，也就使作品拥有了相应的吸引力——尽管不是惊心动魄的“故事”，但就阅读的深层可能性而言，人物的命运及命运结局相关的人的精神状态，往往是读者最关注或最能吸引读者的小说叙述因素。可以相信，作者在诉诸探索，即对传达方式的探索，尤其是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探索的同时，绝对没有放弃创作对时代或“现实”的思考，更没有忘却读者的承受问题。 　　《能不忆蜀葵》的人物对象是画家，就个性而言，大抵既有其直捷、单纯、热情的一面，又有其复杂、敏感、忧郁的一面。先说桤明这个人物，其心灵遭遇的摧残或救助，以及那种优柔寡断，那种勤奋好学，那种对艺术，对荣誉的理解及与此相关的求实精神……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桤明的画画热情最初是被淳于的狂妄与自信激活的，即所谓二十年后“登峰造极”，尤其是“蜀葵”所象征的生命流动，以及他从淳于的以“蜀葵”为对象的作品中感受到的——那种“夏天的光，夏天的热量，中国乡间的烂漫和美丽”，那种“从数不清的花瓣和叶片间汩汩流出”的、既懂得羞愧又喷涌着热情的语言，更坚定了他“践约”的信念。这，也是桤明在被淳于多次伤害之后，仍然念念不忘淳于的最重要的原因：他只是为了“追赶那两个少年”。而在中途忘却了豪情与“蜀葵”的，恰恰是淳于自己！ 　　淳于是一个复杂、敏感、狂热的人，一个长期处在颠三倒四及儿戏状态之中的画家。他自以为是、唯我独尊；他极端地自私自利。但他又是一个脆弱的、爱赶时髦的、灵魂很容易堕落的画家。他之所以“投笔从商”，一是受到原以为不如自己的桤明的创作成就的刺激，或许有点儿走投无路的感觉；一是被那些艺术上的所谓“沽名钓誉”惹怒了。因而他要慷慨激昂地提出：“连桤明这样的人都得了洋奖，连靳三这样的人都与联合国官员照了相”，于是，“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了——如今‘艺术’这玩艺儿还搞得搞不得了？”实际上，对他刺激（或诱惑）最大的，则是昔日不怎么样的同学老广建竟发迹成了亿万富豪；他终于明白了这样的“真理”，即“从过去到现在无一例外，人的才能和价值从来都是以金钱来明码标价的！”所以他要将全部才华投向商界实业，且喊出了“别了，猪猡们”的口号。当然，在他的心底总以为自己是推动与开创风气的人，“永远是新潮的浪珠”。就这样一个处于疯癫状态的人，其投身所谓商界实业之后的结局是完全可以想见的。只有当他面对逼债及破产而不得不使用速画器具画画挣钱时，才或多或少意识到“有个魔鬼在追我”；即使在不乏良知的逃离时刻，才感悟到“蜀葵”之于他生命的重要。但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一个口口声声“视金钱为粪土”的画家，在“觉悟”到金钱与才华、与身价的关系之后，恰恰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，又不得不接受金钱这一“魔鬼”的打击与追杀，而结局呢，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走投无路……这确有点儿怪异或荒诞，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，这是一个很正常或很见生活本相的“怪圈”。 　　我们正是从这个“怪圈”中感受到了一种“现实感”，或一种社会转型时代的烙印及人性悲哀。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，张炜的这部小说是富有强烈而犀利的“现实主义精神”的，而其中的夸张、变形、荒诞之类描写方式，非但没有削弱，反而强化了这种“精神”。当然，小说的传达绝不仅仅局限于“艺术界”，也不止于所谓的提醒或警示——“能不忆蜀葵”？那是不能不忆的，至少现时的每个中国人是如此。